我第一次到訪台灣是一場與賴甘霖神父的因緣際會。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各國駐華使館紛紛從北京撤離。當時的我在西安當老師，卻也不得進入首都，唯一的出路就是與香港交接的邊界。當時的香港耶穌會對我非常關照，引導我到台北「會見賴甘霖神父與其他西班牙耶穌會士」，就這樣，我與甘霖神父及沈起元神父結緣。這兩位神父是一組默契十足的雙人拍檔，對我總是照顧有加，他們充滿智慧，總講述著無數時代久遠的遠方軼事，中國、菲律賓、帝汶等…你總能從中學到一些關於人類靈魂與人生大小事。對我而言，當時他們就是情緒急診醫院，安撫我要花數月才能恢復的驚恐情緒。而後，他們也成了人們漫漫生命長路上的領銜醫生。

我曾回西班牙讀了一年的書，準備就緒要回中國各大學院任教。當我再訪中國時，這國家已變了樣。此時，耶穌會士建議我前往台灣，為晉鐸神父做準備。我遵從指示，沒有任何不安，因為我知道我在台灣有個「家」。

到了台灣，當時台中教區的王愈榮主教(同時也是傑出的西語學者)和藹地歡迎我，在那裡我將教職與晉鐸準備結合。我是一個特殊個案，一位受晉鐸並直接奉獻於當地教會的西班牙人，不屬任何修會或教團。賴甘霖神父與沈起元神父總是為我及我在這塊土地上的使命殷切祈禱，總是照顧我的需求，在我平時探訪他們時，他們為我提供住所、家庭與父愛。

沈起元神父，這位偉大的老師先走了一步。賴甘霖神父每天去醫院探訪沈起元神父，給予他精神上的支持與關懷，我有時陪同他去醫院探訪沈起元神父。當時九十幾歲的賴甘霖神父隨身帶著一把傘，作為他的輕型拐杖。他對所有地鐵入口瞭如指掌，哪些有電扶梯的，哪些有連接公車路線等…他明知路程辛苦，但他數十年如一日，探訪上千名病人，並陪伴許多人走完這條大家最終都要踏上的路。有人會說他是在給予最後援助，但其實他更像接「生」員，將人們接往永生。在沈起元神父逝世後，賴甘霖神父繼續堅守崗位，從不抱怨，更從不哀嘆，勇往直前。每天他都有使命，他滿懷熱情喜樂地承擔它。他的使命就是愛著每一位與其相遇的人，為他們的生活增添喜樂，給他們親吻、安慰拍拍、微笑。百餘歲的他從不間斷、日復一日地去醫院。有時自己摔傷也進了醫院，但一待康復，他就繼續他的例行公事。由於年事已高，他被稍微限制外出，他是乖乖接受，但從未放棄。在他家，也是教區，他愛跟大家打招呼、親吻、擁抱... 他到處散布歡笑，洋溢著喜悅與充滿希望。每逢禮拜日，幾乎不可能讓他放棄聆聽其他年輕神父的告解。我覺得他把告解變成了相見歡派對。

記得有段時間賴甘霖神父常跟我說：『我們這年紀的人啊，平常沒事就沒事，一旦突然感冒什麼的，一兩天就再見了』，而他總是能笑著說這樣的事。他就是身處奇蹟之人。他存在過世上，卻不屬於這裡。多年來，我一直希望靜宜大學能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2021年，機會突現，大家有了共識，一切就很快準備安妥。有人說他第一項博士學位主攻醫學，是人體博士學位；第二項博士學位主攻哲學，是心理博士學位；而這第三項博士學位主攻關愛。按照華人的說法，他就是身、心、靈博士。

賴甘霖神父也在我母親身上施展了奇蹟。我母親是寡婦，她當時八十多歲，時常和她的朋友Montse來台灣看望我。賴甘霖神父現身就能讓她瞬間回春。我母親原本早已認了自己是最年長、奶字輩的事實，但在賴甘霖神父所在的地方，她們找到了一個比她們大10-12歲的「爸爸」給她們唱歌，逗她們笑。賴甘霖神父常暱稱她們為「我的女孩」，並為她們唱《黑髮女郎與金髮女郎》，這是一首二戰後的鬥牛舞曲。這讓她們再次感覺像個年輕女孩。在那之後，她們的台灣之旅不再只是為了看看那個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生下的大塊頭兒子，而是為了再次見到偶像，讓雙眼裡的美好幻想重生。賴甘霖神父總是向我問起「他的女孩們，黑髮女郎和金發女郎」，有時我們也會視頻通話。我想他現在已經見到「金發女郎」了，在天堂裡他會繼續為她唱鬥牛歌。

賴甘霖神父逝世那天，我收到通知，在輔仁醫學院為他舉行彌撒，其遺體就安置在那。我看了手錶，也沒多想，方向盤一握就開往輔仁大學。一路上許多過往影像一一浮現。有許多軼事我都想寫下來，其中有一件事讓我特別感動：我算了一下我跟賴甘霖神父認識有多久，但無法具體說是從哪天開始，但就在同一週，距離我第一次來訪台灣已經過33年了。33年，一輩子了。當然，他的人本精神與智慧一直是我在台灣的生活楷模。

幾天後，我在整理文件時，偶然找到一張多年前在他教區收到的卡片，正面是聖母像，背面則呈明信片格式，在白色背景處有一張賴甘霖神父打招呼的照片，彷彿想要擁抱。照片底他留下一句話：『最大的喜樂莫過於讓他人幸福。』